蘇州科技學院牟永生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范仲淹的憂患意識及其當代價值研究》（項目批準號：09BZX039），其最終研究成果為專著《范仲淹憂患意識研究》。主要內容如下：

　　范仲淹憂患意識作為一種系統化、理論化的憂患觀，它實際上是以知識分子為代表的人類對宇宙、社會和人生及其關系中各種危機現象的本質認識、價值訴求，它所蘊藏的是一種擔當精神、進取精神、超前精神、整體精神和人文精神。它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道佛三教憂患思想之中的范仲淹憂患意識，正是這樣一種憂患哲學。其形成發展，絕非偶然。它既有其豐富的思想淵源，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也與范仲淹自己坎坷的人生經歷，尤其是慶歷新政失敗等政治生涯有直接關聯。憂患意識不等于杞人憂天，亦非悲觀絕望，而是一種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志存高遠，積極開拓的哲學智慧。因此，范仲淹的憂患意識不但在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激勵著無數仁人志士憂國憂民，銳意進取，建功立業，在實現科學發展，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當代中國，它也同樣具有十分突出的現實意義。

　　首先，考察范仲淹憂患意識的文化資源。

　　仲淹憂患意識具有十分豐富的傳統思想文化資源，它至少表現為易學的、儒學的、道學的和佛學的四個層面。仲淹極為重視易學，特別是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變通思想，將之視為其憂患意識和新政主張的重要理論根據。據典籍記載，仲淹泛通“六經”，尤長于《周易》。仲淹自己的詩作也提及其“忘憂曾扣《易》”。《周易》之為書，推天道以明人事，居安夷以思危亂者也。“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儒學主張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具有豐富的憂患意識。孔子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又說：“君子憂道不憂貧”，“謀道不謀食”，“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無論是道家之學，抑或是道教之學，其憂患意識都是仲淹憂患意識的重要思想文化淵源。仲淹引證老子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富，我無事而民自樸。’此則述古之風，以警多事之時也。三代以還，異于太古。王天下者，身先教化，使民從善。故《禮》曰：人君謹其所好惡，君好之，則民從之。”仲淹護持寺廟，參拜菩薩，交游高僧，揮毫作序，已將佛禪憂樂圓融，榮辱不驚，悟在當下，無修之修，明心見性的人文精神完全融入到自己的憂患意識之中。“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其次，梳理范仲淹憂患意識的形成與發展。

　　仲淹憂患意識經過了一個由醞釀，到形成，再到發展的歷史嬗變過程。生活在內憂外患、昏暗腐敗的北宋王朝，仲淹自幼喪父，寄人籬下，家境貧寒，劃粥斷齏，深感孟子“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名言至理，窮且益堅，志存高遠，常言：“士當先天下而后個人”，“慨然有志于天下”，這為其后來憂患意識的正式形成作了充分的醞釀。踏入仕途后，宦海沉浮，屢遭貶謫的范仲淹始終堅持其在朝則以“至誠許國”，“受貶則求民疾于一方，分國憂于千里”，“進則盡憂國憂民之誠，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的處世之道。天圣五年（1027）仲淹執教于南京應天書院期間，守母丁憂冒哀諫進《上執政書》及其相關詩文作品，標志著其憂患意識的正式形成。仲淹這時期的憂患意識主要表現為憂君道，主張還政于上；憂吏德，主張保直斥佞；憂民力，主張厚民固邦；憂邊事，主張育才實郡。

　　在仁宗帝親政時期，特別是慶歷期間，通過《上呂相公書》，《答手詔條陳十事》和《岳陽樓記》等重要文本，仲淹憂患意識進一步深化和發展。主要表現為：王者無外，四海一家；文武之道，協和為一；天下之化，起于農畝；寵辱皆忘，先憂后樂。這時期，仲淹不但更加警示自己“嘗求古仁人之心”，而且經過自己數十年的文韜武略，也完全踐行了歷代士大夫們那種憂國憂民的擔當精神。“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

　　第三，追問范仲淹憂患意識的哲學基礎。

　　仲淹以《周易》、《中庸》和《大學》等文獻為宗，奠定了其憂患意識的變通觀念、忠義思想和民體情懷之哲學基礎。變通就是指宇宙萬物和社會人生之變易與通達之理。作為仲淹憂患意識重要哲學基礎的變通觀念，則主要是指其充分挖掘《周易》等經典關于“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哲學智慧，為化解宋廷積弊已久的內憂外患，所采取的系列變法主張而追問理論依據的思維范式。在天地人三材之中，乾卦為天，具陽剛之力，表征著君父；坤卦為地，有陰柔之載，象征著臣子。君臣父子之間最重要的倫理法則就是忠義之道。忠意味著盡心竭力，真誠無私，它通常與誠連用。忠誠于天道，效忠于君廷，面對積重難返的社會情狀，仲淹不能不憂國憂民，如坐針氈；忠信于人倫良知，誠信于自己的人格志向，仲淹不能不言必由衷，言必有中，行俠仗義，義無反顧。義具有正義、道義、義氣等意蘊，亦有適宜之意。“行而宜之之謂義”。仲淹在《君以民為體賦》等詩文中提出，“君育黎庶如彼身體”：“圣人居域中之大，為天下之君，育黎庶而是切，喻肌體而可分。正四民而似正四支，毎防怠墮。調百姓而如調百脈，何患糾紛。先哲格言，明王佩服。愛民則因其根本，為體則厚其養育。勝殘去殺，見遠害而在斯；勸農勉人，戒不勤而是速。善喻非遠，嘉猷可稽。謂民之愛也，莫先乎四體；謂國之保也，莫大乎群黎。”

　　第四，探索范仲淹憂患意識的核心價值。

　　仲淹憂患意識的核心價值就是以天下為己任。查閱典籍便知，“以天下為己任”一語最早當出自《南史?孔休源列傳》：“休源風范強正，明練政體，常以天下為己任。”后又有《隋書》提及：“颎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及蒙任寄之后，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為己任。”但自北宋以降，談到范仲淹，便“以天下為己任”評價之，以致幾乎反之亦然。確認一種思想系統有無核心價值及其具體內容，既要看該思想家和后人是否強調，也要看它是否具有統攝性、包容性。在仲淹留下的豐富詩文中，雖然我們找不到直接用“以天下為己任”的命題來統攝和囊括其憂患意識的核心價值，但與之名殊而體一的“憂天下”、“保天下”和“治天下”等說法所構成的科學天下觀，卻俯拾皆是，不一而足。“以天下為己任”，不僅是仲淹言行的一貫要求，亦是后人的一致評價。這些評價既有出自仲淹生前好友，也有相隔千年的當代人士；既有與仲淹一樣可立萬世師表的圣人，也有格格不入，遺臭萬年的反面人物；既有史學家、文學家，也有哲學家、思想家；既有普通學者，也有政治家；既有中國學者，也有外國專家。“以天下為己任”，言簡意賅，它幾乎可以一語統攝仲淹憂患意識的整個系統：擔當精神、進取精神、超前精神、整體精神與人文精神。

　　第五，剖析范仲淹憂患意識的邏輯結構。

　　仲淹憂患意識內容豐富，至少蘊藏著這樣五個層面：一是擔當精神。憂國憂民的范仲淹始終以天下為己任，“不以己欲為欲，而以眾心為心。達彼群情，侔天地之化育；洞夫民隱，配日月之照臨。方今穆穆虛懷，巍巍恭己。視以四目，而明乎中外；聽以四聰，而達乎遠邇。噫！何以致圣功之然哉？從民心而已矣。”“臣出處窮困，憂思深遠，民之疾苦，物之情偽，臣粗知之。而天賦褊心，遇事輒發，故居其外則寡悔，處于內則多咎。臣自知非朝廷進用之器，如未獲退，則愿久守一藩，奉行條詔，庶幾為圣朝之循吏，亦足托青史之末光，垂于來代。”二是進取精神。范仲淹一生坎坷，面對失敗，他“痛心疾首，日夜悲憂，發變成絲，血化為淚”，堅信“樂道忘憂，雅對江山之助，含忠履潔，敢移金石之心。”三是超前精神。范仲淹臨終《遺表》云：“伏望陛下調和六氣，會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賞而使之必當，精審號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賢良，裁抑僥幸，制治于未亂，納民于大中。”四是整體精神。范仲淹無論身處順境，抑或逆境，都“心憂天下”：“進則持堅正之方，冒雷霆而不變。退則守恬虛之趣，淪草澤以忘憂。”五是人文精神。范仲淹認為：“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機，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辯，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至于扣諸子，獵群史，所以觀異同，質成敗，非求道于斯也”，“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

　　第六，辨析范仲淹憂患意識的主要特質。

　　對于仲淹憂患意識的特質，從其本質與作用之間的辯證聯系上看，是內圣外王，體用不二。體者，本也。這是仲淹憂患意識的根本所在，而仲淹本人的道德文章及其文治武功，正是其憂患意識的邏輯展開與升華。體決定用，用反作用于體，并為體服務，即體即用，即用即體，所以體用不二。從仲淹本人拳拳憂國憂民之心與立德立功立言之行的視閾看，其憂患意識又表現出文韜武略，知行合一。一般說來，憂患意識應該是人們憂心與憂行，憂志與憂功，也即知憂與解憂的辯證統一。集將、相、儒于一身，“文足以安邦，武足以定國，德足以傳世”的仲淹，其憂患意識正是如此。他不僅自幼“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有憂天下之心”，更有“求民疾于一方，分國憂于千里”的事功偉績。仲淹憂患意識還表現出至誠許國，進退如一和是非循環，憂樂一體的內在特質。仲淹即使無端遭貶，身退江湖之遠，也難以真正“守恬虛之趣，淪草澤以忘憂”，而是“徒竭誠而報國，弗鉗口以安身。言涉大臣，議當深典。可無退省，抑有所聞。”正如后人所評價云：“天下嘆公至誠許國始終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也。”仲淹憂患意識不是悲觀絕望，更不是患得患失，而是一種自覺而強烈的擔心、牽掛和關愛。與歷史上的屈原等人一樣，都是悲天憫人，愛國愛民，忘憂樂道。

　　第七，揭示范仲淹憂患意識的重要地位。

　　后人常將仲淹與諸葛亮、韓愈等稱頌為史上“五君子”，這足見仲淹包括其憂患意識在內的功業文章與人格魅力所具有的重要歷史地位和影響。仲淹憂患意識不僅影響著其同時代的韓琦、富弼、蘇舜欽、歐陽修、孫復、胡媛、石介、李覯、張載和王安石等人的教育、政治和軍事思想，也深刻地影響了后來的蘇軾、二程、朱熹、陳亮、葉適、陸游、范成大和文天祥等宋元時期的理學思想。明清時期，仲淹憂患意識的影響尤為突出。康乾二帝同贊仲淹是“濟世良相，學醇業廣”，褒揚仲淹具有憂樂與民的高義品質：“希文古大臣，不與伊葛殊。特達圭璋器，心跡如天日。廟堂而江湖，憂樂與民俱。”“文正本蘇人，墳山祠宇新。千煉傳樹業，一節美敦倫。魏國真知己，夷維傳后塵。天平森翠笏，正色立朝身。”李贄、王直、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和俞樾等一大批社會精英的憂患意識就深受其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距離仲淹時代越是久遠，仲淹憂患意識的重要地位與影響不是越來越弱化，而是越來越廣泛而深遠；越是處于求新求變，救國救民的非常時期，其影響也不是越來越式微，而是越來越重大而深刻。仲淹憂患意識對近現代，尤其是熊十力、胡適和錢穆等人的憂患意識之影響就是如此，它大大超過上述兩個歷史階段。

　　第八，闡釋范仲淹憂患意識的當代意義。

　　仲淹憂患意識不僅在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早已成為歷代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為民興利除弊的不竭精神動力。在改革開放新時期，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凝聚中華民族精神，實現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和和諧世界的當代中國，它仍然具有十分突出的現實意義。從一定意義上說，仲淹憂患意識對于價值導向的意義，對于科學發展的意義，也同時就是對于社會和諧的意義，這是由于與價值導向、科學發展相較，社會和諧則具有更大的總括性和融攝性。然當下的社會和諧已經走出文化模糊，開始走向理論自覺，成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的內在必然要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和優越性的重要體現。因此，越是盛世太平，我們越應增強風險意識，凝聚民族精神，強化使命感、危機感、責任感和緊迫感，沉著應戰，及時有效地化解自然危機、社會危機和周邊危機。在經濟全球化，中華文化現代化與世界化的今天，知識分子作為先進文化的代表，更應不辱使命，站在時代前列，將憂國憂民之心，愛國利民之志化為具體行動，以促進各階層間的意見溝通，各民族間的文明對話，善于協調和處理各種復雜的社會矛盾和世界文明、宗教間的價值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