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國家觀念的形成與發展

　　上海社會科學院李華興研究員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近代國家觀念的形成與發展”，于1996年立項，2003年7月結項，課題組成員有：張元隆　李海生。

　　一、基本內容和研究方法

　　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中國經歷了由傳統國家觀念到近代國家觀念的艱難轉變，實現了由封建專制主義、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到人民民主專政三種國家制度的歷史跨越。這在中國歷史上固然前所未有，在世界歷史上也難覓先例。該項目成果以國家觀念為主體，將國家學說的興衰、國家制度的變革與國家觀念的更新有機地結合起來，從基本的歷史事實出發，通過動態考察與理論分析，以雙重危機與雙重揚棄的辯證思維，對中國由傳統國家觀念到近代國家觀念的曲折演變，進行了實證性的帶有創新意義的研究；并在“現代化”的主題下，揭示了中國近代國家觀念新陳代謝的基本軌跡與內在規律。

　　領土、人民、主權是構成國家的三要素；主權則是近代國家觀念的核心，它包括對外捍衛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對內實現主權在民。這項研究成果在內容上作如下布局——導言；歷史遺產：傳統的國家觀念與國家制度；西方入侵：“天朝”危機與“海國”魅力；裂變：西方國家觀念的輸導與傳統國家觀念的衰替；萌發：主權意識的發端與改革君主專制的呼喚；覺醒：近代國家觀念的形成與變更國體的嘗試；創立民國：國家觀念的倍增與民主共和的追求；新的求索：從雙重危機到接受馬克思主義；對峙：兩種國家制度的較量；多難興邦：國家觀念的巨大錘煉；大浪淘沙：各個黨派的國家觀及其不同歸宿；歷史的選擇：中華人民共和國屹立于世界東方；結語：國家觀念新陳代謝的歷史啟示。

　　該成果在研究方法上貫穿始終的是由多維視野向“國家觀念”聚焦。

　　1．對近代國家觀念的形成與發展，不局限于純粹的認知領域，而注意探尋觀念更新的客觀社會動因，特別是國家觀念更新與國家制度變革的互動關系。在論述“中國中心”觀念的動搖與晚清宗藩體制的被迫調適，變革君主專制的輿論鼓吹與戊戌變更國體的勇敢嘗試，民主共和觀念的播揚與中國皇帝制度的覆沒，新民主主義國家學說的確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時，都力求以元典的思想、確鑿的史實，辯證論述兩者的交互作用。

　　2．注意對問題或思潮進行研究，避免以個別思想家的評說來涵蓋甚至替代整個觀念史的演進。剖析西方國家觀念的多渠道傳輸，傳統國家觀念的日薄西山，國際公法的啟迪與主權意識的滋長，議院方案的多種設計，民族主義之雄風盛潮，“中華共和國”的體制構想，馬克思主義國家觀的感召，各民主黨派在建國問題上的不同政見，從“工農共和國”到“人民共和國”的思想飛躍時，都以問題或思潮為經，人物為緯，把各思想家的見解融會于專題之中，察其始末，洞其本源，力求使人能清晰感受到時代思潮的脈動和新陳代謝的趨勢。

　　3．注意評析主要代表人物國家學說的同時（如嚴復、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重視收集和論述世俗化的社會輿論，尤其是知識界、民眾的國家觀念，努力將觀念史的源頭追蹤到被人忽視的蕓蕓眾生，稍減以精英思想替代社會共識的流弊。諸如《萬國公報》對西方國家學說的傳播、戊戌時期大眾傳媒對國家觀念的鼓吹、《民報》與國家觀念的拓展等，都以近代報刊為載體，探究國家觀念的源流及對受眾的影響；又如“五七”、“五九”國恥的怒吼，“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的狂飚，“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的警號，“共赴國難”的呼聲，“抗暴斗爭”的洗禮等，則力求以更廣闊的民眾視野，從工農商學各界的演說、傳單、通電和報刊輿論中，透析近代國家觀念泛化并凝聚為社會共識的生動場景，以展現歷史的真貌和民眾的偉力。

　　4．注重全方位地、多角度地解析近代國家觀念。在充分肯定國家的階級本質的同時，力求克服僅僅把國家歸結為“階級壓迫的工具”的片面性；在涉及不同類型國家制度的本質和職能時，注意辨析它們所具有的程度不等的社會協調與發展的功能。對近代西方的國家“三要素”說，以及先進中國人將其轉化為捍衛國家主權的運思；對國家與朝廷、國家與國民、國家與革命等關系，以及民眾對國家的感性化、世俗化理解，都試圖作較為深入的探究，以冀有助于人們對中國近代國家觀念形成與發展的認識更全面、更完整、更符合歷史實際。

　　5．改變就觀念論觀念的習慣思維，依據國家觀念起伏消長的內在機理及其與中國近代化道路的緊密關聯，進行綜合考察。努力把近代國家觀念置于中外古今沖突交融的大視野和基本的歷史聯系中，詮釋國家觀念演進所面臨的傳統與現代的相斥相納，東方與西方的兩極相逢，歷史感情與價值取向的矛盾沖突，理想與現實的兩難選擇，力求給人以清新感和思想啟悟。

　　二、深刻闡述了中國近代國家觀念演進歷程的經驗教訓和歷史啟示

　　1．外來理論學說與固有思想資源的相斥相納，推進國家觀念不斷地新陳代謝。中國近代國家觀念的形成與發展，既是對西方國家觀念先進部分的吸收和接納，又是對它落后部分的排斥和抵拒；既是對傳統國家觀念糟粕部分的批判和否定，又是對它精華部分的繼承和弘揚；既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觀念的執著追求和堅定信仰，又是實事求是，努力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功實踐。任何外來觀念、學說，即便是再先進的思想學說，只有與本國國情和具體的社會實踐相結合，才能結出豐碩的成果；而在探索“中國化”的過程中，只有與時俱進，與世界文明潮流取同一步伐，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中國近代國家觀念的演進，與全民族緊迫的救亡圖存同步發展。民族災難愈深重，國家觀念愈強烈。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猶如孿生兄弟，成為最能凝聚人心的精神支柱。救亡圖存的神圣使命，一方面對外強化了捍衛國家主權獨立的奮勇抗爭，另一方面對內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國家主權在民的理念與實施。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進程中，發揚民主，真正使人民當家作主，行使參與國家事務的民主權利；健全法制，以法律來充分保障人民的合法權益，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真正實行以法治國。這兩方面無疑當成為現代國家建設政治文明的題中應有之義。

　　3．中國近代國家觀念的演進，驅動于抵御外侮、捍衛主權的憂患意識，又交雜于國內頻繁的戰爭動蕩之中。它張揚了“國家至上”的政治理念，凸顯了國家機器階級壓迫和階級統治的功能，而淡化了國家協調經濟發展、平衡社會事務的管理功能，以至在認知上產生國家只是“階級斗爭工具”的偏失，而缺乏對國家職能的完整理解，使得國家應有的職能未能充分地全面地展開。在硝煙彌漫的革命戰爭年代，產生這種偏向完全可以理解。因為當時人們都被最緊迫的誰勝誰負的生死問題所吸引，人們的認識不得不圍繞這個最緊迫的需要而展開；但并不能說，這種片面理解就是正確的。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歷史時期，我們完全有理由也有必要糾正這種偏向，注意發揮國家在協調社會經濟發展、維護社會整體利益方面的職能，以完整地科學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使中國現代化事業更加健康地發展。

　　4．無論對西方輸入的近代國家學說，還是對中國固有的傳統國家學說，都應該采取實事求是的、歷史主義的、批判繼承的態度；決不能采取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的形而上學的態度。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應該是人類一切合理的、優秀的政治制度和國家學說的融匯與結晶。事實上，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學說和人民共和國的制度，正是吸收了古今中外有價值的思想成果的產物；并且還將以海納百川的胸懷，與時俱進的要求，不斷發展、創新和完善。

　　5．近代國家觀念演進的歷程表明：用舊心理去運用新制度，只是換了招牌，貨色依舊。只有從觀念形態的深層次，從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的高度，真正喚起全體國民獨立民主自由人格的覺醒，才能促進國家制度的改造和完善，才能在人民的監督下，發揮新國家制度的優越性。人的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的根本。近代先進的中國人在國難頻仍的困窘年代，從變革國家制度的現實基礎出發，都發自肺腑地強烈要求民主、自由、個性解放、改造國民性，喚起多數國民之自覺。在推進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今天，就更需要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質，使全體公民充分享有民主、自由、平等、當家作主和監督政府的權利，承擔起建設國家的責任，以主人翁精神，投身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建設，并從中體現自身的價值和利益。

　　這項成果以其獨立運思，初步構建了中國近代國家觀念形成與發展的框架體系；以其潛心鉤沉史料，實事求是地從基本史實中引出固有的而非臆造的結論；以其較為廣博的視野，借鑒和運用多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彌補了該專題史研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