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北邊境地區中俄貿易

　　南開大學米鎮波副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近代中俄西北部邊境貿易和新疆經濟的發展》（批準號為02BZS030），最終成果為《清代西北邊境中俄貿易的演進及其結局：從道光朝到宣統朝》。課題組成員有：衣長春、張松、劉秉賢、楊煥云、許軍。

　　一、研究方法、結構安排和主要內容

　　清代中后期是中國社會經濟的一個轉型期，長期形成的自然經濟結構由于中國內部的和外部的原因，正在發生著一系列深刻的變化。從中國所處的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講，已經面臨著列強搶占中國市場的局面，這同時也是一個新歷史時期的到來。從中俄關系的基本狀況來講，俄羅斯方面一直要把中國西北地區看作它的勢力范圍或者說是影響力范圍。加上中亞地區一直也是俄羅斯與英國角逐的地區，所以俄羅斯搶先一步，先于英國對該地區的民間自然貿易狀況加以調查分析，采取的國策是把該地區民間貿易變成政府間有協定的正式貿易，以便給俄羅斯的新型紡織工業找到更廣闊的市場。由于中俄兩國之間很早就存在著恰克圖貿易，俄國從中獲得了很大的利益，這是中俄兩國睦鄰關系的基礎之一，因此俄羅斯在開辟中俄西北部地區邊境貿易的時候，采取的是比較溫和謹慎的方式。而當時清王朝內部正在對西北地區加以治理。該成果研究的時間跨度為從道光朝至宣統朝，從道光經咸豐、同治、光緒到宣統，時間近百年。按照這個時間順序，課題組先做資料長編。做資料長編的原則是以時系事、事以類從。搜集史料的范圍集中在中俄雙方就開展邊境貿易所進行的交涉，交涉后所簽訂的條約，在這種條約中所體現出的清政府相關貿易政策的變化軌跡，在不同的時期雙方貿易的具體內容，特別是在光緒七年以后系新疆建省以后的貿易具體數字、貿易額、中國所損失的稅額，入超與出超的對比、雙方貿易的品種等等。凡同類的事務均按照類別歸入同一類，并以時間的先后加以系年。通過對史料的梳理，搞清了該地區中俄貿易發展的客觀歷史進程脈絡，包括背景、邊境貿易開展的復雜曲折過程、正式開展的標志和時間、貿易繁榮的真實情況、中國長期處在入超的不利地位、俄羅斯在該貿易中所獲取的利益和所處的有利地位、《中俄伊犁改訂條約》中的不合理條款、清政府為改變在貿易中的不利地位所作的努力等。

　　道光皇帝時期在西北地區經過大規模的張格爾叛亂，所反映出來的地方官僚集團腐敗，民心離散，民生凋敝，經濟不景氣，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緊張，民族問題突出，導致了道光皇帝采取措施對西北地區進行大規模全面的治理，該成果對這些措施給予了全面地闡述，并給予了客觀的評價。該成果研究認為，這一切措施都體現了清政府的以民為本的邊政思想。雖然這些措施不是直接為了開展貿易，但這種民本的思想最終將成為開展邊境貿易、發展經濟、豐裕民生的基本思想。該成果研究認為，這一時期應該被看作是西北邊境貿易開展前的準備階段，也可以看作是背景。道光朝后期中國社會進入了近代社會，以英國為首的列強對中國采取了用武力打開市場的炮艦政策，為了抗衡英國，維持恰克圖貿易開展以來俄羅斯商品在中國北方市場上的統治地位，1845年俄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柳比莫夫化裝成中亞商人，到我國西北邊境地區作了一次考察。該成果詳細披露了柳比莫夫考察報告的內容，和他給俄外交部的建議，即把彼地的民間自然形態的貿易，變成政府間有條約保障的正式貿易。此后俄方就此開展了積極的對華交涉。事實證明，中俄雙方當時在我國西北邊境地區所采取的政策和期望值、價值取向都是完全不一樣的。對開展邊境貿易的訴求，顯然俄羅斯方面更迫切。中國方面雖不迫切，其原因決不是自然經濟的結果，而是大規模治理的實際需求，是為了尋求一種穩定的邊境局面，這是開展邊境貿易的首要條件。咸豐朝《中俄伊塔通商章程》的簽訂是西北邊境中俄貿易有限度定點開展的標志，但仍然處在初級階段。在這個時期更重要的卻是《中俄路陸通商章程》的簽訂，它直接導致了恰克圖貿易的重新繁榮。俄羅斯在華貿易口岸的布局在《中俄伊塔通商章程》簽訂之后，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同治朝清西北邊境貿易呈現出時斷時續的基本特點，貿易還不具規模。光緒初年左宗棠受命帶兵收復新疆，該成果對此進行了深入地敘述和分析，特別關注左宗棠如何處理對俄羅斯的關系，南北疆收復后，清政府允準左宗棠的建議，即在伊犁收回之前清政府不同意開展西北邊境貿易。該成果對左宗棠受命帶兵收復新疆時期的地方上貿易的具體情況，作了較具體深入地闡述和分析，概括了這一時期貿易的特點。

　　該成果研究認為，1881年《中俄伊犁改訂條約》的簽訂是清代西北邊境貿易的正式開始，其具體標志則是新疆設省。該成果對光緒9年至18年的十年間，新疆伊塔道、鎮迪道、喀什噶爾道、阿克蘇道每年春夏秋冬季的進出口貿易狀況，列表作了細致具體的說明。內容包括商品的品種、價格、數量、進口額、出口額、貿易總額和出超或入超。事實證明，中國提供的主要是棉花、羊毛和駝毛等工業原料；俄國向中國西北地區出口的主要是棉紡和毛紡織品。

　　該成果指出了這種貿易的不健康性，對中國特別是新疆地區的嚴重損害，成果還對1881年《中俄伊犁改訂條約》中的免稅條款對中國的損害作了深入地剖析。最后，本成果對宣統朝成立的新疆外交研究所、該所提出的修改1881年《中俄伊犁改訂條約》中的免稅條款方案，清政府為此所作的努力等，均作了客觀公正的分析，結論令人信服。

　　二、主要研究結論

　　第一，清代西北邊境中俄貿易從19世紀上半葉開始，經歷了五個演進階段，即道光朝的客觀準備階段；咸豐朝的有限定點開展階段；同治朝和光緒初年的停滯階段；光緒七年《中俄伊犁改訂條約》簽訂，特別是新疆建省是正式開展的標志，隨之有一個大的發展；光緒末到宣統朝清政府決心治理，與俄國談判以失敗告終的階段。

　　第二，新疆需要與俄羅斯開展貿易、需要開放。但是從本課題所考察的近一百年中來看，西北邊境的中俄貿易是不健康的。對西北邊境地區有極大地損害，特別是中國新疆地區作為后發展地區，它已經成了俄羅斯的紡織品市場和原料供應地。總的來看，中國是處在貿易中的弱勢和屈辱地位。但是作為政府并不是不能有所作為的，充分利用外交手段和加大對國內商業政策的調整，都可以使該貿易逐漸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

　　第三，這種弱勢和屈辱地位的形成和《中俄伊犁改訂條約》簽訂有直接關系。該條約中的暫不納稅條款，不僅造成了中國稅收的流逝，也造成了中國的長期入超。

　　第四，對新疆在行政版圖上的轄制，與在該地區經濟和貿易管理上的不力，這種矛盾現象自新疆建省以來變得更加突出，造成了新疆地區的局勢長期不穩和新疆市場與中國內地市場割裂。在今天的西部大開發中，這一歷史教訓值得注意。要在開放中永遠保持新疆市場和中國內地廣大市場的完整性。

　　三、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

　　該成果遵從“以時系事、事以類從”的治史方法，輔之以對史料的比勘，征引了大量未發表過的檔案史料，作為立論的基礎，也成為該成果的最大特色；對求歷史之真和面向現實這兩者關系處理得較好，有著強烈的現實關懷；在完整、真實、清晰地梳理了清代西北邊境貿易發展的歷史脈絡的同時，將與之有關的各種問題，如清政府西北地區開放政策的沿革、中俄之間就貿易問題的一系列條約及其作用、中俄西北地區貿易與恰克圖貿易的比較、中俄邊境貿易對雙方的不同影響等進行了較為深入分析，并把宏觀的審視和微觀的探求有機地結合起來，學術視野得到拓展，增強了歷史感和學術厚重感。